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(gémìng)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(shìyè)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(gòngxiàn)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(zhe)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(de)实践到(dào)港口建设的推进(tuījìn)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(jìyì)。
1912年(nián)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(zhàndòu)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解释说(shuō)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(jiējì)、内渡均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(zǒngdūfǔ)代表(dàibiǎo)后藤新(xīn)平(xīnpíng)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(zhīchí),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(huìzhōu)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(xiàmén)籍商人李春生(chūnshēng)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(dàlìzhīchí)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(qiānjū)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(dàdào)埕(chéng)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(zhōngshān)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(guānzhù)厦门的革命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(lǐngdǎo)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(shùqiānmíng)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(gémìngjūn)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(xiūzhù)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(nián),孙中山在(zài)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(zhī)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(yígè)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(huìyuán)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(liánluòzhàn)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(zhù)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(qiáolǐng)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(huáqiáo)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挚友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(zhīmǔ)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(zhōnghuá)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(zhǔyào)聚居地,也(yě)是(shì)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(děng)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(qí)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(yóu)新加坡中华总商会(zǒngshānghuì)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(mòjì)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(gémìng)伴侣(bànlǚ),自1892年(nián)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(suìyuè)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(duōcì)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(xīngxué)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(jí)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(juānkuǎn)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(nián)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(jiéshí)孙中山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(juānkuǎnjuānwù),为革命提供(tígōng)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(zhǔnbèi)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和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(hěnchà)的二等客舱(kècāng)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(bèi)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(xiàng)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(zài)陈嘉庚兴学(xīngxué)过程中(zhōng)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(xiānhòu)两次给予有(yǒu)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(érlín)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(yāoqǐng)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(duì)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(fǔ)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(mǐnyuè)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(nián),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(de)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(fābiǎo)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(rónghé)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(jiùguó)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(jiànguófānglüè)》中绘过发展蓝图
孙中(zhōng)山(sūnzhōngshān)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(gǎngkǒu)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(fújiàn)(fújiàn)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(chǎn)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(mǎláiqúndǎo)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(kāifā)而(ér)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(shǐnénglián)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(xiàméngǎng)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(dǎzào)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(zhōngxīn)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还提出在厦(shà)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规划,包括(bāokuò)建设厦门建昌线(xiàn)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(qīngtíng)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(le)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从(cóng)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(zhèzuò)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(wèi)厦门最早(zuìzǎo)的(de)城市公园(gōngyuán),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精神而(ér)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(niándài)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(shùcì)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(huīfù)原名(yuánmíng)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这位伟大的革命(gémìng)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(zuò)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(gōngyuán)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(gémìng)的伟大先行者,为中国革命事业(shìyè)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(gòngxiàn)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(zhe)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的(de)实践到(dào)港口建设的推进(tuījìn)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(jìyì)。

1912年(nián)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(zhàndòu)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解释说(shuō)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(jiējì)、内渡均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(zǒngdūfǔ)代表(dàibiǎo)后藤新(xīn)平(xīnpíng)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(zhīchí),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(huìzhōu)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(xiàmén)籍商人李春生(chūnshēng)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(dàlìzhīchí)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(qiānjū)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(dàdào)埕(chéng)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(zhōngshān)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(guānzhù)厦门的革命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(lǐngdǎo)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(shùqiānmíng)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(gémìngjūn)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(xiūzhù)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(nián),孙中山在(zài)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(zhī)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(yígè)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(huìyuán)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(liánluòzhàn)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(zhù)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(qiáolǐng)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(huáqiáo)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挚友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(zhīmǔ)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(zhōnghuá)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(zhǔyào)聚居地,也(yě)是(shì)孙中山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这些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(děng)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(qí)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(yóu)新加坡中华总商会(zǒngshānghuì)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(mòjì)碑林。
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(gémìng)(gémìng)伴侣(bànlǚ),自1892年(nián)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(suìyuè)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(duōcì)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(xīngxué)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(jí)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(juānkuǎn)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(nián)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(jiéshí)孙中山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(juānkuǎnjuānwù),为革命提供(tígōng)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(zhǔnbèi)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和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(hěnchà)的二等客舱(kècāng)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(bèi)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(xiàng)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(zài)陈嘉庚兴学(xīngxué)过程中(zhōng)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(xiānhòu)两次给予有(yǒu)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(érlín)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(yāoqǐng)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(duì)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(fǔ)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(mǐnyuè)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(nián),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(de)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(fābiǎo)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(rónghé)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救国(jiùguó)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(jiànguófānglüè)》中绘过发展蓝图
孙中(zhōng)山(sūnzhōngshān)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(gǎngkǒu)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(fújiàn)(fújiàn)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(chǎn)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(mǎláiqúndǎo)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(kāifā)而(ér)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(shǐnénglián)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(xiàméngǎng)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(dǎzào)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(zhōngxīn)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还提出在厦(shà)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铁路规划,包括(bāokuò)建设厦门建昌线(xiàn)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(qīngtíng)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(le)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从(cóng)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(zhèzuò)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(wèi)厦门最早(zuìzǎo)的(de)城市公园(gōngyuán),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精神而(ér)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(niándài)的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(shùcì)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(huīfù)原名(yuánmíng)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这位伟大的革命(gémìng)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(zuò)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(gōngyuán)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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