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鸿祎：我准备干掉360整个市场部

△双鸟(shuāngniǎo)朝阳纹(wén)牙雕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 藏于浙江省博物馆（下图为其拓片）

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试掘，已是20多年前的(de)事了。我作为参加者之一，现在要来(lái)回忆尘封已久的往事，正如解读刚出土(chūtǔ)的简册一样，有的已经模糊不清，有的可能发生错简(cuòjiǎn)。但是，我要竭尽所能，把当年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，留个资料。

河姆渡遗址位于(wèiyú)河姆渡村(cūn)北面、郎墅桥村东南。它的发现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露端倪，只是(shì)那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(wénhuà)所知甚少，文化部门(wénhuàbùmén)不易及时得到有关信息。因此，埋藏在这个遗址中的文化遗物，特别是经过加工的大型木构件(gòujiàn)，第一次在水利工程中被挖掘出来以后，当地的农民群众除了演绎出近似神话又近似史实的故事外，便再也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思考了。

人民公社化以后，河姆渡(hémǔdù)村属于罗江公社管辖。罗江公社地势低洼，洪涝灾害频频发生。1973年的春(chūn)、夏间，公社领导为(wèi)了提高排涝能力，决定把位于遗址西侧紧靠姚江的旧(jiù)排涝站加以扩建，这就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又一次提供了机会。

扩建工程首先是在旧(jiù)排涝站的(de)东面进行的。这里(zhèlǐ)要建一座新机房，地基(dìjī)要求挖得深。殊不知挖到一定深度时，正好碰到了遗址的文化层。民工们不知什么是文化层，照挖不误，把许多黑陶片、骨器、动物骨骼以及少数石器等连同泥土一起翻了上来。

就在(zài)这个关键时刻，担任公社副主任的罗春华同志到施工现场来检查工作。他看到土堆(tǔduī)里有一些“破瓶烂罐”和经过加工的“骨头”，脑子里觉得似曾相识，便立刻联想到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，对民工(míngōng)们说：“可能(kěnéng)这是历史文物，国家要保护(bǎohù)的。”说罢，他一面和工地的负责人(rén)商量，请他们暂时停止往下挖；一面电话告诉县文化馆，请求派人前来处理。

说也凑巧，这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士伦(wángshìlún)同志正在余姚附近的某个地方工作，他获知这一消息后，立即赶赴现场，采集标本，来不及多作逗留便匆匆返回杭州(hángzhōu)了(le)。当他把标本展现在大家面前时，出于职业(zhíyè)上的特殊感情，有的人高兴得几乎跳(tiào)了起来。我也兴致勃勃地摩挲再三，爱不释手，特别是对那几块粗糙(cūcāo)的黑陶片（正式发掘时定名为“夹炭黑陶”）更感兴趣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们对于杭嘉湖平原马家浜(bāng)文化(wénhuà)和良渚文化陶器的质地、器形、纹饰和器物群的认识，虽不敢说是眼见能辨，但也基本掌握了各种特征。所以，一旦看到与上述两种文化迥然有别(jiǒngrányǒubié)的陶片时，新鲜感和诱惑力(yòuhuòlì)便会蓦然产生。

正在筹划如何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(qiǎngjiùxìng)发掘时，余姚方面(fāngmiàn)频频告急，说是(shì)已经深挖的(de)基坑如不及时清理与回填，旧排涝站的机房有随时坍塌的可能。面临这个(zhègè)紧急情况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（当年两个单位合署办公）的领导当机立断，决定派我和劳伯敏、傅传仁、魏丰同志临时组建一个“草台班子”，先期前往处理。随后支援的，还有牟永抗和梅福根(méifúgēn)。

我们一行是1973年5月底到达余姚(yúyáo)的(de)。余姚县（今浙江省余姚市）的领导非常重视，对与发掘有关的事宜都作了周密的部署。县文化馆馆长郑保民同志还选派文物干部许金耀(xǔjīnyào)和专事创作的姚业鑫(yáoyèxīn)同志协同我们一起工作。当年到河姆渡的交通不像(bùxiàng)现在这样(zhèyàng)便捷，为了抢时间，县里专门派了一辆消防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。我们遵照县文化馆的事先安排，当晚食宿(shísù)均在郎墅桥村妇女主任水桃嫂（忘其姓，大家都这样称呼她）家里。

我已记不清到(dào)余姚来(lái)有多少次，也记不清每一次来的(de)具体任务和收获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历史悠久而又负有(fùyǒu)盛名的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。这次到余姚来，当天夜里睡在临时用几块木板(mùbǎn)拼搭起来的床铺上，不知是换一个生活环境之故，还是原本就有失眠的习惯，脑子里总是不停地重温着到余姚来的种种往事。特别是1953年冬季那一回，我第一次在县人民政府门楼内看到“文献名邦”四个大字，由此联想(liánxiǎng)到这里曾经培育过像严光、虞喜、虞世南、王守仁、黄宗羲、朱舜水(zhūshùnshuǐ)、邵晋涵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(rénwù)时，那种(nàzhǒng)心潮澎湃、浮想联翩的心情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也就在那一年年末，我有幸认识(rènshí)了“余姚(yúyáo)贤达”姜枝先先生。他双耳严重(yánzhòng)失聪，但却是一位对乡土文物非常关心的(de)民主人士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凭借个人的威望和影响，奔波于余姚、上海之间，积极向雨籍人士募集资金，在龙山之巅建起了“梨洲文献馆”。由此又使我联想到(dào)，我们这一次的河姆渡之行，究竟能不能把余姚乃至中国的文明史再向前推进一步，为“文献名邦”再添一笔辉煌呢(ne)？希望是这样。

想着想着，不觉(bùjué)东方已经发白。

清晨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地去走一趟。看了现场，真让人吓了一跳。原来，排涝(páilào)站已把新扩建的机房(jīfáng)房基挖得(wādé)很深，旧机房岌岌可危；不消说，土方范围内的文化层也被挖得一片狼藉，所剩无几了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佩服公社副主任罗春华同志的慧眼，感谢他采取及时而又果断(guǒduàn)的保护措施，否则，损失(sǔnshī)将更加严重。

这里的民工都是当地农民。工程暂停以后，他们一时无事可做，就三三两两来到施工现场，和我们谈天说地(tántiānshuōdì)。有的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是个海湾，地里挖出来的“木头(mùtou)”（即木建筑构件）就是古时候海船上的桅杆。船上的人打渔(dǎyú)为生，上了岸(àn)，就把渔网(yúwǎng)晾在“晾网山”上。

“晾网山？！”当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心中感到一阵惊喜，说不定这里(zhèlǐ)也是一个古文化遗址呢(ne)！但环顾了一下排涝站(zhàn)附近，都是平地，并没有山，便好奇地问他们“晾网山”在哪里。他们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峰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喏(nuò)，那不就是！”

我(wǒ)笑而不语。心想，这样高耸的山峰，打渔人把网(wǎng)晾到那里去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！显然，这不是历史事实，而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个传说。但“海湾”之说，看来并非出于凭空捏造(píngkōngniēzào)。地质部门(bùmén)探测的结果证明，遗址附近的第四纪地层属于海相沉积，这就是说(zhèjiùshìshuō)，在遥远(yáoyuǎn)的过去，这里确曾是个海湾。至于经过加工的“木头”是否属于海船上的桅杆，那就应该是留给考古工作者来解答的问题了。

岂止是解答“木头”之谜(zhīmí)的(de)问题，还要搞清楚散见在地面上的各种陶系的层位关系(guānxì)、不同时期(shíqī)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，总之，我们的任务除了抢救面临灭顶之灾的地下文物以外，还要为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提出参考意见。

△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(wénwù)猪纹陶钵

我们(wǒmen)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(jiù)是在已经施工的地方布了一个5×5米的探方（T1）。方内(nèi)大部分泥土已被挖掉，许多文物也(yě)随之被弃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残留的文化层里，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遗物。我们都被这些“宝藏”所吸引，清理时个个聚精会神，小心翼翼，生怕在自己的小铲底下漏掉任何一件细小的文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速度之慢可想而知，工程部门看到(kàndào)我们这样“磨洋工”，深表不解，我们也觉得没有及时为他们(tāmen)解困(jiěkùn)而焦虑不安。

清理1号探方的时候(shíhòu)，虽说还只是6月初，可是天气已经有点热了。我们在坑里作业，头顶骄阳，脚踩烂泥，时而弯腰(wānyāo)剔土，时而测量记录，辛苦自不必说。好在一件接一件的出土文物，如同频传(pínchuán)的捷报一样，令人兴奋得把酷暑和酸痛全都忘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缩短清理工期(gōngqī)，早日解除旧机房构成(gòuchéng)的威胁，除了白天加紧工作以外，还挂起(qǐ)灯来进行(jìnxíng)“夜战”。但“夜战”的麻烦不在于一天下来的疲劳，而是灯光引来的虫子(chóngzi)。成群的虫子满面叮咬，大家只好边工作边拍打。这个景观，在田野考古中是难得一见的。

经过几个昼夜的(de)苦战，终于把1号探方清理到底(dàodǐ)，紧张的心情至此才宽弛下来。这个探方的文化层，原来以为所剩无几，实际上(shíjìshàng)还有1米多厚(duōhòu)。出土的文物，除大量的陶片以及其他不予编号登记者外，共有100多件(duōjiàn)。它们当中，多数是骨器和陶器，也有少量石器、木器和兽牙饰品，陶器以釜为主，次之为罐、盆、盘、钵(bō)，还有纺轮。无三足器。论质地，都是清一色的黑陶，排除(páichú)了遗址底部有其他陶系存在的可能性。

此外，与上述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(yícún)。动物多为野生，少数(shǎoshù)可能是家养，有猪、牛、犀、象、鹿、虎(hǔ)、猴、獐等，还有大量的涉禽类(lèi)和鱼类。植物遗存多为野生的果实，有菱角、橡子、酸枣等。

在清理过程中，我们(wǒmen)对是否有水稻方面的资料，包括稻谷、稻秆、稻叶和稻根，予以极大的关注，这是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(jiàoshòu)参观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稻谷时特别向我们揭示的。可惜我们的关注没有得到报偿（正式发掘时都(dōu)如愿以偿了(le)）。

一位不同寻常的参观者(cānguānzhě)

我们的(de)发掘工作吸引了一批(yīpī)又(yòu)一批的参观者。这里要介绍其中一位不同寻常的参观者，他就是杭州大学（今浙江大学）历史系教授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。毛先生对国家文化遗产情有独钟，曾经参观过许多考古发掘现场。

说来有缘，1955年我独自试掘余杭朱村科良渚文化遗址时，毛先生也带(dài)了学生特地前来参观，只是那时还不相识，没有多作交谈。这(zhè)一次他来河姆渡(hémǔdù)，纯粹是出于教学和研究上的(de)需要，但连他自己(zìjǐ)也始料不及的是，此行对后来河姆渡遗址的保护(bǎohù)和利用作用甚大(shèndà)。毛先生几年后调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，他为了促成河姆渡遗址博物馆(bówùguǎn)的建立，多方协调(xiétiáo)，反复宣传，最后取得共识，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，一座别开生面的遗址博物馆终于耸立在余姚江畔。现在这个馆已成为融保护、研究和对外文化交流于一体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。

话还得说回去。毛先生是研究世界古代史的(de)知名学者，对(duì)国内外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非常了解。这次(zhècì)他闻讯而来，是想通过实地考察，加深对河姆渡遗址的认识（此前已(yǐ)从王士伦同志处看到一些标本）。俗话说：“外行看热闹(kànrènào)，内行看门道。”毛先生在工地上东走走，西看看，有时也拣取一些标本，驻足琢磨。他针对地面上散落的各种陶片，包括黑陶、夹砂红陶、泥质红陶等，肯定(kěndìng)地提出这样一个(yígè)问题，即不同质地和器形的陶器在层位上应当是有区别的。

这个切中肯綮的见解，也是我到工地以来老在考虑但还没有找到(zhǎodào)确切答案的问题。怎样去(qù)解决，看来应是试掘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如前述，1号探方的文化层大部分已被人为损坏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从坑(kēng)壁上可以看出(kànchū)，文化层之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土，标志着曾经遭受(zāoshòu)过一次自然的破坏。因此，要想了解(liǎojiě)遗址的原始堆积情况，采用原地扩方的办法恐怕难以实现，必须(bìxū)另外择地再布一个探方。于是我们选择了1号探方东北角大约6米开外的2号探方。

2号探方处于水利工程可能触及的一块低洼地里。挖下去(wāxiàqù)以后，发现这里也有(yǒu)一层淤土，而且(érqiě)很(hěn)可能与1号探方相连。它的形成，是否是姚江泛滥结果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姚江这条在传说(chuánshuō)中与舜有关的河流，据地质部门提供的资料，原来并不是从(cóng)河姆渡遗址南面拍岸东去，而是几经改道，最后才把河姆渡村与四明山脉分隔开。如果这个分隔是在遗址形成以后，那么遗址的原始(yuánshǐ)居民(jūmín)当年不必渡河，可以径直上山打猎。他们南临四明山，北有沼泽地，无论从事种植或渔猎，都有良好的生存环境。

选择2号探方的(de)位置很不理想。清理结果，收获甚微，首先，散见于地面的各种(gèzhǒng)不同(bùtóng)质地的陶片，各自属于哪个层位，在(zài)这里无法找到确切答案；其次，过去挖出来而现在尚能看到(kàndào)的那些大型木构件，既(jì)不见于1号探方，又不见于2号探方。它们究竟和遗址(yízhǐ)是两回事，还是遗址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仍然疑惑不解。当然，从配合基建工程这个(zhègè)角度来说，发掘了2号探方以后，任务基本完成，可以“鸣金收兵”了。但要解惑，还必须继续寻求答案。为此，决定在2号探方南偏东约80米的地方再布一条5×3米的3号探沟。

3号探沟的位置，从表面上看，没有遭到任何扰乱。我们之所以挖一条面积不(bù)大的探沟，乃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：第一，它在(zài)水利工程的规划范围以外，未经报批以前，不能随意进行发掘；第二，在人员(rényuán)配置尚不完备的情况下，大面积(dàmiànjī)发掘难以保证质量；第三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即使扑个空，浪费人力物力也极有限(yǒuxiàn)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这次终于“吉星高照”，碰上好运。在(zài)这里，揭去表土以后，就渐渐露出了文化层，而且愈往下清理，愈觉得(juéde)引人入胜，兴味无穷。可以这样说，除了(chúle)水稻的资料以外，其他(qítā)的疑问大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(jiědá)。可惜在想法上过于谨慎，3米宽的探沟，为了防止塌方，两壁不能垂直，挖到后来，只剩1米多宽，4米左右的文化层，把它(tā)清理到底真是勉为其难。

这条探沟的遗物虽然不及1号探方那样丰富，但在堆积上反映出来的早晚(zǎowǎn)特征是(shì)清楚的，即凡(fán)以夹砂红陶、泥质红陶和三足器皿为主的地层(dìcéng)划归为上文化层(wénhuàcéng)（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一、第二文化层）；凡以黑陶和木构件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下文化层（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三、第四文化层）。这一划分，不仅划出(huàchū)了不同陶系和木构件的层位归属，也划出了河姆渡遗址的相对年代。如果说，上层陶器的特征近似马家浜文化，下层则纯属新的面貌(miànmào)，年代应当更早。

我们对试掘的文物进行(jìnxíng)了初步整理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出自下文化层的各种(gèzhǒng)骨器(gǔqì)是最引人注目的。其中骨铲（正式发掘时定名为“骨耜(gǔsì)”）利用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，安柄以后，形同现在的铁锨，它的用途不言自明。这种工具的大量出现，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即河姆渡遗址的原始居民已经(yǐjīng)从事种植业。还有骨针（另有其他织布工具，当时(dāngshí)尚不认识），制作之精巧令人难以置信(nányǐzhìxìn)，它和陶纺轮共同出土，也清楚地证明当时已有原始的纺织业。

陶器，它和(hé)原始的种植业一样，是促进人类定居生产进一步稳固的必要条件(bìyàotiáojiàn)。这里的黑陶(hēitáo)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黑陶，胎内屡有炭末，粗朴不堪(bùkān)，纯属手制，但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骨器和木构件。

木构件往往带有榫卯，在试掘当中虽然发现得不多，但已证实它的客观存在。它显然不是海船上的桅杆，而是无可置疑的木建筑的构件。传说中燧人氏构木为(gòumùwèi)巢，看来“巢”的发明(fāmíng)远(yuǎn)在燧人氏以前。

石器是(shì)一个奇特的现象，不仅数量很少，而且种类单纯，见到的仅有斧、锌而已(éryǐ)。石斧多取材于黑曜石，刃部非常锋利，安上(ānshàng)木柄或鹿角柄，砍劈木材，作用相当不错。可以想象，这次出土的和(hé)以前被弃置的木构件，都是用这种工具加工的。

这时，县文化馆提出一个建议，说是要到县城举办一次展览，以便扩大(kuòdà)宣传。我们欣然(xīnrán)表示赞同。

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在县文化馆一经展出，就(jiù)在干部和市民(shìmín)当中引起热烈的(de)反响。他们知道自己故乡的历史是很悠久的，但没有想到在遥远的过去(qù)先民们就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，看了出土文物，进一步感受到“文献名邦”的深刻含义。他们认为这个展览办得很及时、有意义，需要扩大宣传面(miàn)。因此，郑保民同志(tóngzhì)提出要把展品运到宁波去，向地区领导作一次汇报展出。而暂被(bèi)留在宁波的文物，一个多月以后，按照省里电话通知，如数运回杭州。

河姆渡遗址的(de)试掘工作，规模很小，时间仓促，虽然获得了(le)一批(yīpī)珍贵文物，初步实现了欲为“文献名邦”增辉的愿望，但限于管窥蠡测，许多问题需要留待正式发掘时去解决。试掘只是投石问路而已！

【本文(běnwén)作者(zuòzhě)系浙江省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，摘自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浙江省文物局编《文物之邦显辉煌——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纪实》（浙江人民出版(chūbǎn)社出版）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】

新媒体编辑：叶瑶楷（实习(shíxí)）